自古以来，人类始终与疼痛作不断的斗争，并试图寻找手术时止痛的方法。相传在古代印度、巴比伦、希腊等国家，曾经采用罂粟、莨菪硷、曼德拉草进行麻醉。在古代中国，传说华佗配置麻沸散用以麻醉。在中世纪的欧洲有采用冰冻患部或患肢的方法，或作压迫神经、血管以达到局部感觉消失，甚至放血使患者昏迷而进行手术。这些人类与疼痛作斗争的探索都可以看作是麻醉理念的萌芽，然而他们的共同缺点就是效果不够确切而且安全性低。直到1846年，美国牙科医生莫顿( WilianThomas Morton)在麻省总医院进行乙醚麻醉的演示，应用刚刚设计的气储糟(乙醚吸人器)进行麻醉，成功摘除了一名印刷工人的下颌肿瘤，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麻醉学的开端。

　　伯驾医生与吸入麻醉在中国的传播

　　伯驾(Peter Parker，1804 -1889) 1804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1834年被美国基督教派之一的美部会任命为牧师，并被派遣来华做传教医生。

　　广州是当时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伯驾医生于1835年11月在广州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虽说是眼科医局，但伯驾医生也在医院进行各种外科手术。为了配合外科手术的发展，在莫顿的乙醚麻醉公开演示成功以后，1846年10月伯驾医生特地从渡士顿购买了杰克逊(Jackson 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1847年，伯驾医生第一次在中国使用乙醚麻醉法为一名患者摘除了右臂脂肪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其使用过程为：“在吸入‘乙醚，蒸气三分钟后，虽然患者仍能对提出的问题神智清楚地回答，但患者既没有感觉到手术刀在切开与切除，也设有感觉到缝合，肿瘤便被快速切除”。

　　在1849年，伯驾医生又在其创办的眼科医局应用氯仿麻醉术，这也是有文献记载的氯仿麻醉在中国的第一次应用。文献记载这是一例乳房切除术，患者是一名42岁籍贯南海县的中国妇女，她患有乳房肥大症。伯驾医生在报告中写道“在1849年12月24日，……当她为切除左侧乳房来到手术台时，她相当紧张，但随后她就失去了知觉，她只在缝合时清醒过……一个月后，再次切除右侧乳房时，根据她要求再次使用氯仿后，她几乎立即处于麻醉中。开始时，她处于一种感觉舒适的兴奋状态，在唱赞美诗或唱歌，直到安静下来，并不再动……”。

　　1846年乙醚麻醉法正式在美国应用于全身麻醉，在此法出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伯驾医生就将其在中国应用，氯仿麻醉术也很快地被伯驾医生引进到中国。这些麻醉术的使用，说明了近代西医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是相当迅速和有效的，而当时的广州的确是西学东渐的重镇。

　　伯驾医生与19世纪中国的西医发展

　　伯驾医生于1834年来到中国做传教医生，直到1857年他卸任美国驻华公使后离开中国，在华时间长达23年。他在政治上的功过本文不予评说，但是他对西医、西药、西方近代医院制度引入中国及培训华人医生和护士确实起了积极作用。

　　1835年伯驾医生创立的广州眼科医局，被称为我国的“西医院之鼻祖”，它将近代的西方医院制度移植到中国。近代医院制度主要起源于欧洲。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许多与寺院相连的医院。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日益进步，医院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集治病与护理为一体的近代医院制度。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医院”与近代西方的医院制度大相径庭，在中国古代，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而设置的。由于为王权服务的职能所限，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直到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人民间，但护理仍以家庭为单位。

　　伯驾医生将近代西方的医院管理制度复制到了中国。这体现在：第一，医院对所有民众开放，并对所有前来就诊者设诊断记录，建立医务档案;第二，对疾病进行分类，眼科分为47种，其他疾病23种;第三，将外科手术引入中国。伯驾医生开设的眼科医局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1835年11月4日医院开设，至1836年11月4日，医院就诊病人达2152人次。伯驾医生的日记中这样记述这间医院诊病的繁忙情况，说：“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患者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

　　在1839到1840年，伯驾医生在此院治愈患者已达9000人。其中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已到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因患疝气病，也派人来此院取药医病痊愈，井赞扬此院医术高明。伯驾医生在病例报告上说：“林则徐，疝病，钦差大臣，前两广总督，即今广东、广西两大省……。

　　1844年，伯驾医生在眼科医局施行了中国第一例结石摘除手术，患者对手术非常满意，伯驾医生认为这是“最高程度的成功。伯驾医生还是人体解剖的倡导者，1850年，伯驾医生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对两具尸体进行了病理解剖，并由此找到了患者的死因。由此可见，伯驾医生虽是一个眼科医生，但在肿瘤切除术、膀胱切除术、截肢术以及麻醉法的应用方面均有贡献，他致力于将当时西方新的医学技术传人中国，这是值得肯定的。

　　伯驾医生与中国西医教育的萌芽

　　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以师父授徒为主要方式，主要通过家传秘制或在私塾学习，这种教育途径有其自身的局限，容易倾向于自私和狭隘。西医列医学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有着一整套完整正规的示范，呈现出整体和规模上的优势效应。1837年，伯驾医生为了给开设不久的眼科医局培养助手，设立了“医疗班”。经他挑选，一些中国青年开始在眼科医局跟他系统地学习西医学和英文，包括药学和病理学，并在医院里帮助做配药以及手术助手方面的事情。医疗班中的佼佼者关韬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西式军医，曾任“五品顶戴军医。伯驾医生开设的医疗班可谓开启了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先河。

　　而后1866年，伯驾医生的继任者嘉约翰在此基础上创立南华医学堂(后改名为博济医校)，这成为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这所学校刚开始只招收男生，1868年招收学生12人，1870年叉增收数名。至1879年，南华医学堂更名为“南华医校”，同时开始招收女学生。1886年孙中山来校学习一年，在此期间，嘉约翰接受孙中山建议，允许男生学习妇产科，撤掉隔离男女学生的帷幔。南华医学堂到1912年停办，共计培养了150名毕业生。这些最早接触西医的先驱者对于西医在华南和全中国范围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其中还有著名的革命家郑梦南、康有仁、郑士良、张竹君(女)、憬然(女)等。由此看来，伯驾医生与其继任者嘉约翰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的确功不可没。

　　西方的医学科学知识传人中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学科和体制的整体移植，改变了存在数千年、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并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更重要的是西医院和西医学校，成了当时国人在国内看西方世界的一扇窗户。正是通过西医院这个媒介，国人对当时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观念有了相应的认知;而这些通过这种渠道看世界的国人中，有的后来就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志士。

　　正如传教士俾德尔( Beadle)写道的那样“泰西大炮不能洞开中国的门户，而伯驾医师的外科小刀却大开其门。伯驾医生晚年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政客，但是瑕不掩瑜，他对中国广州医药卫生事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他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从创办医院到在国人中试行西医教育，为中国西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也为众多的中国百姓解除了病痛。而他的政治立场，他的宗教外衣，他的外交官和政客生涯，这些自有历史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