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起源总是有因可循的。数千年前，人类已经开始探索疾病的原因与治疗，虽然某些认识和治疗方法是荒诞的，神对人的惩罚之说也不复存在，但这些经验中仍不乏有益的部分，这也是古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若医生用青铜刀给病人做大手术，并且治愈他，或者用手术刀切开脓肿，并能保存病人的目力，寻常收费十银币 ；若病人是奴隶，他的主人酬劳医生两银币。”“若医生用手术刀行大手术，而将病人治死，或者用手术刀切开脓肿而毁坏了眼，则罚以断手之罪。”“若医生用青铜手术刀给奴隶做大手术，将他治死，应赔偿主人另一个奴隶 ；若是他用青铜手术刀切开脓肿，毁坏了眼，他应赔偿奴隶的半价。”“若医生治好了一例骨病或脏器的病，收费五银币；假使病人是个雇佣的奴隶则收三银币，另由他的主人付两银币。”这是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所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以下简称《法典》）中的某些条文，它们被刻于椭圆形的石柱之上，于 1901 年为考古学家发掘，现存于法国巴黎卢浮宫，是世上现存的古代第一部较完备的成文《法典》。由以上条文看出，古巴比伦的外科医生虽受到重视，但也受到严厉的约束和制裁。《法典》明确认为：医学是一种专门职业，可以收取费用，但必须承担责任，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示惩罚措施，明确了医者的使命和任务。在此《法典》之下，医生似乎只有成功治愈病人或接受惩罚两种选择。在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保护病人利益优先的法律之下，医生确实是个高危的职业。

在 公 元 前 4000 甚 至5000 年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是苏美尔人的天下，他们在那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并形成了系统的医学思想。苏美尔人以放牧和农耕为生，生活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自发地观察河水、观察季节、观察星辰，注定他们要从对自然的感悟中认识疾病 ：人生的一切现象都与自然现象有关，疾病也不例外。苏美尔人以研究星相学著称。苏美尔人认为，星辰现象和人体生理之间有某种关联，星辰的会合可以决定新生儿的运气，如果婴儿出生时星辰运行失常，人们便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重要预兆，无论是否有异常现象，怪胎都会被视为大不祥。还有一种说法是，若婴儿降生后右侧的器官特大或异常，表示将来会兴旺或成功，而左侧的器官大则是衰弱、失败或患病的先兆。婴儿一旦出生便被附上或吉或凶的标签。苏美尔人认为体液在全身的运行会由于失去某种液体或进程受阻而紊乱，由此，苏美尔人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治疗体系，以水和火为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再加上其他宗教仪式并伴以祈祷、沐浴、热敷、冷敷等方法。他们称医生为 a-zu，即知水性的人和善于解梦的人，这与他们从观察自然得来的疾病观念和对星象的研究有很大关系。有时行治疗时，将病人绑紧或松绑，或者将麦粒撒于地上，在特殊仪式下再将麦粒一一捡起，标示疾病由此得到治愈。苏美尔人认为血十分重要，生命的延续便是血液借营养而再生，作为藏血的器官肝脏是生命的重要所在。美索不达米亚被巴比伦和亚述征服后，苏美尔人的习惯、律法及学说，包括医学观念也被吸收和传承，此后巴比伦和亚述对于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约公元前 2000 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已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中心，这一阶段政治军事稳定，宗教蓬勃发展，医学则完全由僧侣掌握。巴比伦是当时宗教崇拜的中心，天、地、水是被崇拜的最大权威，这与当初苏美尔人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有一定关联。巴比伦宗教和哲学极相信掌管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至高无上的规律，甚至神都是次要的存在。巴比伦人极重视与星象有关的预兆和预言。同时被尊崇的还有 12 个次一级的神，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掌管药草生长的月神。巴比伦虽然崇拜并相信神有治愈疾病的能力，但并未完全依赖神的赐福，他们将药草归于神的管理之下，成为神赐福的手段，这便将巫术和治疗融合起来。被崇拜的还有慈善女神伊斯达，她是送子娘娘和月下老人，但在洪水来临时，人们认为是伊斯达要毁灭人类。人们并不认为神必须是造福于人的，相反神可以惩罚甚至毁灭人类，故而当遭受灾难或病痛时人们只会顺从。巴比伦医学与占星术和宗教均密切，同样也有史前期传来的经验医学，宗教信仰中包括具有实际疗效的措施。巴比伦晚期，教外医生和经验医生开始出现，巫术医学渐渐演变为僧侣医学和教外医学，并一直保存着经验医学。巴比伦人有丰富的药物治疗方法，常用的药物有各种食物的果实、叶、花、皮和根等，如藕、橄榄、月桂、桃花娘、鸡尾兰、大蒜等 ；各种矿物如明矾、铜、铁。此外还有各种秽物，利用秽物魇住魔鬼使其离开病人的身体，从而达到治愈的效果。在基督教教义中，医生是上帝的最佳同工，上帝借其之手释放肉体的苦痛，救人于苦海。疾病被视为原罪或试炼，是毋庸置疑的理所应当，医生与病人之间顺其自然的是救赎与被救赎、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科技的进步，当疾病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附加的、不应当的、非本位的、可规避的事件时，病人开始出现怀疑、不甘和惶恐的情绪，于是医生成为排解这些不良情绪的载体，医术成为消除惶恐的工具。但是医生不具备上帝无可争议的声望与绝对权威，因此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微妙地转变为被动与主动、服务与受用的关系。当医术从神坛上被剥离出来，当医生不再被视为上帝的同工，医生的任务越发艰巨。

 作者：杨亚瑞  甄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