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世界大流感之疫情，无疑创造自黑死病以来单独一场疫病损失人口最多的记录。据英国《泰晤士报》报导，1918年9月到12月，欧洲就死了600万人。而全球在这波疫情中，“至少”有2000多万人因此殒命，至多则是杀死一亿多人。由于当时没有检验微生物的器具，故无法精准地判断死亡人数，一般认为实际的死亡人数，绝对比账面上的统计数字更多。那么，在这波全球疫情大流行中，中国是如何挺过来的？

疾病史自有其脉络与轨迹，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可能多不知道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疫情，对中国疾病史的意义。那年，对中国而言是个不平静的一年。上半年初，延续着去年的瘟疫，北从山西，延伸至北京、天津，南至南京一带，都受到了肺鼠疫的侵袭。这场肺鼠疫，在当年的4月初消散，家住山西太原的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记载，1918年2月5日：“省城戒严，藉名防疫，断绝交通。”当时防堵肺鼠疫扩散的方法就是断绝交通，以阻止人群进行大范围的移动。到了4月10日，日记已记载防疫工作告一段落，人民往来与交通都转趋便利，这和报纸所刊载之各地鼠疫疫情之退散，是一致的。至于流感疫情呢？

首波疫情爆发之情况

有研究认为全球大流感之病源起自中国，但在当时还无法分析“病毒”的年代，这样的判断有失武断。因为在1918年2月，美国本土已有流感疫情，3、4月间，流感更是从“一个军营跳过一个军营”的扩散开来。至于中国的流感疫情从何时、何处开始爆发？由于当时信息流通不若今日方便，所以只能依据文献资料来说话。目前看起来，中国的流感疫情爆发应该是从当年5月底开始，从北方，包括长春、天津、北京开始，再逐渐往南扩散至上海等地。

5月底在东北长春地区，有一家机器面粉工厂，传出工人罹患头痛发热之症，传染力甚强，“十居八九呻吟痛苦”，无法工作。在该地的日本警察已有防备，将罹病之人用红印盖胸或头，以资区别。而中国的警察厅厅长也想办法降低疫情冲击，并展开所属管区内的疾病调查。在天津的状况，则是北洋防疫处很快掌握疫情，发出告示：“查津埠近来因时令不正，发生一种流行性感冒之症，感染者甚众。虽此症无甚危险，要不可不慎为防范。”并通告尽量不要和病人接触，民众自身要注意调节冷暖，如有病状发生，可至北洋防疫处陈述病情并加以治疗，不可“观望自误”。至于上海的疫情，则是罹病之人呈现“足软头晕、身热咳呛”的状态，但症状都很轻微，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处长史丹莱（Authur Stanley）医官在6月6日确认这波疫情就是流感，而且与北方所流行的疫症相同。随着疫情扩大，报纸宣称各机关员工几乎都有半数以上染病，人力不敷使用，电车的班次因而停驶或缩减而停驶，甚至许多卖票员、司机都罹病了，发生找外行人来代班，结果发生电车事故的意外。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全国的疫情都一起爆发，包括两湖、广东地区都出现类似病症，其特点就是传染速度极快，但死亡率很低。江苏的镇江在6月时也爆发疫情，染病病患“周身骨痛头晕发热”，据报此病传染速度惊人，“城乡居民男女患病者亦几三分之一”，幸好病情不严重，甚至可“勿药霍然矣”。两湖地区的疫情与今日颇有可比之处。当时该地区有兵灾、有水灾，冲淡了人们对流感的戒心。6月初，长沙地区约有2000名兵士罹疫，全部挤到汉口来看医生，这种没有控管的跨区人口移动，很容易导致疫情的扩散。这些士兵罹患的症状多为“骨痿及腹痛、牙痛、喉痛”，当地军医也无法处理，陆军部军医司准备了大批防疫药品，准备运往汉口；而观“骨痿”与“牙痛”显然不是流感的主症状，只有前者可能是指罹疫后所呈现之身体虚弱、无法正常行动的状态。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病兵有罹患各种疾病的状况，但是报纸报导时却没有加以区分，甚至缺乏相关检验技术，医生也无法分辨其疾病，当然无法采取有效的隔离，只能任由病患跨区域移动。邻近之武昌，随后也难逃疫病袭击，幸好并不严重，只是谣言四起，有人说是河流中的尸水导致，又说是吃太多苋菜或豆腐罹病，众说纷纭、弄得人心惶惶。这是大疫中常有之现象，官方应及时公布最科学和最公开的讯息让民众知道，这是一种必要之普及科学教育，当时的时空背景难以达到，但武昌一地之警务处处长颇有积极作为，要求警察严格取缔贩卖腐败食物的摊商，还取缔散播谣言者，并发布消息希望当地各慈善团体要一同开会，研究防疫办法，研制防疫药水、药丸，以供民众服用。

第一波疫情到了当年7月，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趋缓，但并非完全消失。当时在报上仍有一些地区有零星疫病记载，包括中国南方的嘉兴、镇江、杭州等地，也可能是疫情局限在这几个地区，没有扩散，故未受全国关注，也未记载官方有更积极的作为或防范措施，这是一大失策。因为传染病的病毒会变异，特别是从全球流感史可以看出，第二波疫情来袭时，通常更加严重。

第二波疫情爆发至消散

至9月底10月初，疫情再度从南方爆发，并在当月中旬传到北方。在中国南方，疫情似较北方更严重，政府的应变能力也较北方逊色。京、津地区在上半年已经过一场肺鼠疫的洗礼，整个防疫机制与政府的动员能力都展现出来，也可能是京、津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所以政府官员似乎比接下来要探讨的南方官员反应来得更为积极。根据报载指出：“北洋防疫处处长刘韵波，以现在外间发生时疫，召集医务、技术、检疫各科长开会研究，据各科长云，因近来空气不洁所致，而西医称此疾为轻毒传染流行病，惟老人素有心肺病者，染之最为危险。当即派人员赴各区检查各客栈之旅客，倘有受此种疾病者，随时医治；遇病势危险者，即抬送就近防疫医院以防传染。”北洋政府内务部有关防疫工作的指示也不少，内务部迅速发文各机关查照，在办公处或居住地方喷洒避瘟的各式药物，北京前门东、西两大车站也开始实行防疫、管控出入与往来商旅。而官方也积极联系媒体、地方仕绅、乃至动员罪犯，扩散清洁卫生的知识与行动，共同扑灭疫情。在那个时代的防疫官员能做到迅速检疫、救治、隔离，已非常不容易。离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其他北方地区，状况则不甚理想。在奉天的几个乡镇，有人逃出并散播消息，说是：“乡间时疫之猖獗，甚属可怕，因患是症而死者，每屯每日均不下十余人。”因此，进城买棺材的人络绎不绝，城内大小棺材店铺所售之棺材，都已售罄，可见时疫相当严重。至于在省城则大概死了300多人，报上分析认为，染病而死的人尤以下层社会居多，因为这些人比较不讲卫生。河南省也是疫情的重灾区，报载南阳大疫成灾，棺材已供不应求，须先行订做；另外像是办理丧事会用到的白布，也被一扫而空，迫不得已，丧家只好以“麻纸”代替，乡间更出现“白布满村”的骇人景象，据当地人表示，大约已有2成的人死亡。

南方的疫情，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和浙江一带。例如报载江苏松江区：“松邑自入秋以来发现一种轻流行病，虽无大害，而传播极速，近日传染更甚，亦有因而死亡者。闻乡间更较城市为多。”许多乡间民众前往城市买药，往往携带十几张方子，涌进城中药铺大量采购；而城中药铺无不大发利市，海捞一笔。浙江省也发生了较为集中的疫情，而且更加严重。例如报载：“绍属上虞乡，入秋以来发现一种最剧烈之时疫。初起时类似伤风，如带咳嗽，命尚可延，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地方苦无良医，又无病院，若遇此症，坐以待亡，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这是当年流感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若真是死亡人数超过当地总人数的10%，当比武汉发生的新型肺炎死亡率更高。嘉兴南乡一带的疫情也是“十有九死”，这两地都缺乏政府官员关注，官方也未有积极的防疫举措。一如浙江湖州、安徽芜湖一带的疫情被揭露，不是因为政府告知媒体，而是疫病使得当地民众纷纷逃离疫区，消息才遍传全国。相对的，在北方就没有爆发民众逃离疫区的行为。

而正如报纸报导，这次疫情在医疗资源较为充足的大城市，死亡率较低，而在南方的乡间，医疗资源不足，加上政府力量又鞭长莫及，只能任民众自行去面对瘟疫，只能靠慈善团体和地方同乡会的力量。例如红十字会的临时医院在9月底已经成立，绍兴旅沪同乡会在疫情逐渐转趋严重时，开始出钱招募医生，施医给药并捐赠棺木，还与红十字会密切联系，成立几支临时的医疗队伍，深入各乡村治疫，上海济生会同样派员携带药品前往疫区救治。地方官员若真有一些贡献，仅是在陪同视察、维护秩序与协调方面，此外，各医疗队伍会请地方官员行文布告，告知民众救疫的临时医院就设置于乡镇内的义学中，施行免费的诊治与给药；各公所、村庄皆黏贴布告，通告如果有新发现瘟疫爆发的地点，要立刻通报红十字会医疗队，以便进行救治。医队并请各乡之自治会派人讲论善后的卫生之方法，希望能完全杜绝疫情的扩散。南方疫情虽较北方严重，但幸亏同乡会的居中协调，与官方、慈善团体建立起良好关系，共同扑灭疫情，否则情况必定不堪设想。

此外，它们还显示了，即使拥有有效的医疗资源，也要有整合的力量和机制，并让民众有知道、熟悉疫情之管道，在没有网络、手机时代，同乡会的热心联系，缓解了信息沟通不良的缺失。

当年12月之后，渐渐进入严冬，中国北方下起了大雪，流感疫情渐渐趋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