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的眼中，肺炎是由各种生物学因素或理化因素引发的发生在肺部的炎症；在公众的眼中，肺炎是出现发热、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的疾病普通人几乎都有过感冒生病的经历，但很少有人对感冒惊慌失措。偶患肺炎，也会觉得到医院输液、打针等治疗就可以痊愈。但是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SARS）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使人们因肺炎不寒而栗。由最初的不知情到感到恐慌，以至于引发全世界的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并将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的疾病命名为“COCID-19”。

认识疾病

在人类社会早期, 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是模糊的，在无法合理解释疾病产生原因的情况下，人类把疾病归结为神灵的惩罚或魔鬼的侵附。这样的认识在远古时期的东西方均曾留下记载，这一时期，巫医治病，祈祷神灵，成为人们维系健康的寄托。

随着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发展，经验哲学在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 坚持从人体自身和疾病实体的物质性和运动性出发，寻找疾病的原因，探寻疾病的本质, 医学逐渐战胜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神灵致病说，将人们从巫术中解放出来，而原始、零散、有效的医药知识经哲学的概括, 初步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升华，医学逐渐形成为一门学科。疾病成为医学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超越神灵阶段，人们对疾病的初期认识主要来自生活观察和医者经验，这时期症状成为划分疾病的主要依据，因此发热、咳嗽、疼痛等临床常见的表现，既被视作疾病的症状，也被视作疾病的诊断结果。疾病，即身体产生了异常。异常与正常相对。对于人类的身体来说，正常者即是生理状态的良好状态，器官可以行使正常的生理功能。异常者则是生理状态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来自身体内部，也可能来自身体外部，但无一例外地都致使器官无法行使正常的生理功能，于是便产生了疾病。

实际上，肺炎既不是新型疾病，也不是罕见疾病。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 460 -公元前 370)就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肺炎的记载。希波克拉底创立了四体液病理学说，认为身体的功能由四种体液决定：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而地、水、火、风四种原始本质的不同配合构成了四体液的物质基础。四体液平衡则人体健康，四体液失衡则疾病发生。

希波克拉底的病理学思想基于体液变化，体液不调可以由各种因素引起，先天的、意外的、或自然现象造成。希波克拉底认识到鼻炎、喉炎、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并将带有胸痛症状的疾病归为肺周围炎，使用perioneumonia这一名词专门指代这种疾病。希波克拉底认为肺周围炎的典型症状是高热 、单侧胸痛或双侧胸痛、呼吸急促、咳嗽、咳痰、痰中带血或呈青灰色，出现稀薄痰或泡沫痰。他还指出肺炎是由黏液造成的，黏液由头部降下，变成脓，脓与身体内的血块或黏液块积聚，形成结节，结节可以形成空洞。认识到老年人常出现呼吸困难，伴有咳嗽的炎症。患发热的病人，出汗以后而不退热者，预后不良，常常预示病人衰竭，因为身体丧失了大量的液体。

作为一位勤于观察、经验丰富、辩证思维的伟大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绝大多数疾病都具有自限性, 比如肺周围炎通常在第7日症状开始减轻。希波克拉底提出疾病的治疗原则是不要妨碍疾病的自然变化过程，医生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手段提高病人的自然治愈力。

了解疾病

继希波克拉底之后，古罗马医学家 Aretaeus对肺周围炎作了进一步研究， 他认为单纯的肺周围炎患者，常常出现胸部的压迫感，胸痛不明显，但如果伴有肺黏膜炎发生，因为黏膜与胸壁粘连，就会造成胸痛加重，并出现呼吸困难。由于病人呼吸急促，不得不张嘴呼吸，因此常常口干咽干，咳嗽剧烈，严重者神志不清。

经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之后，文艺复兴掀起了西方医学快速发展的浪潮。在以艺术为先导的时代，艺术家为了艺术走向人体解剖，推动了医学史上人体解剖学的建立。人体解剖学以研究人体器官的正常结构为首要任务，人体器官的位置和毗邻关系成为人体解剖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明确了人体器官的结构之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解释这些器官的功能，于是催生了人体生理学。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成为基础医学中最先发展起来的学科，这些学科的新发现为临床医生了解疾病提供了新的理论知识。伴随临床医生对疾病的不断深入了解，基础医学的各个学科也在不断发展。

17 世纪荷兰临床医学家T. Sydenham(1624-1689)对肺炎的认识进一步深入。T. Sydenham指出肺周围炎与胸膜炎属于相同的疾病，肺周围炎侵犯肺实质的范围更广泛一些。T. Sydenham还报告了假肺周围炎，认为假肺周围炎好发于中老年的肥胖患者，病人通常有饮酒的嗜好 。Sydenham 的学生J. Huxham 写下著作《论热病》(Essay on fever , 1775)，他在书中给出胸膜炎、胸膜肺周围炎、假肺周围炎和肺周围炎等不同的诊断名称，指出不同类别肺炎的临床特征，如假肺周围炎病人发热轻微；胸膜肺周围炎的突出症状是胸前区剧痛和压迫感、高热 、咳嗽 、咯血, 并伴有呼吸困难。18 世纪英国著名临床医学家 H . Boerhaave (1668-1738)在著作《箴言》(Aphorismi , 1709)中，描述了两种肺周围炎：一种发生在肺动脉末端，另一种发生在肺支气管内。Boerhaave的认识很可能是医学史上对大叶肺炎和小叶肺炎的最早区分。18世纪英国另一位临床医生W .Cullen(1710-1790)将所有胸部的炎症都视为同一种疾病，认为这些胸部疾病虽然存在一些临床症状的差别，但疾病的本质没有差异。以上这些成就均来自临床医生对肺炎的贡献。

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需要连接的纽带，诞生于18世纪的器官病理学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 G .B . Morgagni (1682 -1771)创建了这门学科。如今病理学已经成为基础医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科。通常情况下，病理学分为病理解剖学、临床病理学、病理化学和实验病理学，其中病理解剖学简称病理学，它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器官、组织、细胞的形态改变，从这些形态改变阐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Morgagni根据毕生的解剖学研究和临床经验，将病人生前的临床表现与死后的病理解剖联系起来，建立了器官改变导致临床症状的诊断思维，从疾病的位置寻找疾病的原因，他的名著《论疾病的位置与原因》开启了西医诊断疾病的新模式。Morgagni指出，正常解剖学是病理解剖学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正常的生理解剖才能理解病理解剖的意义。对于临床医生来讲，还必须掌握病人的临床病史，将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对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Morgagni对肺炎患者死后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病人的肺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质地象肉一样。Morgagni还观察到肺炎患者胸膜粘连的现象，从病理学的角度区别了肺炎和胸膜炎。

19 世纪后 30 年细菌学飞速发展，大部分致病细菌被发现。法国微生物学家 L .Pasteur(1822-1895)、德国细菌学家 R. Koch(1843-1910)、俄国生物学家麦奇尼科夫（E. Metchnikoff）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人物。他们不仅发现了炭疽杆菌 、霍乱弧菌、结核杆菌等致病细菌，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细菌的体外培养方法，建立了微生物学法则，确定了判断致病微生物的原则。这些先驱者的贡献推动了医学微生物学的发展，使临床医生可以对肺炎这样的疾病作出病原学诊断。从此以后，集合病因诊断、病理诊断、病位诊断和临床表现的临床综合诊断思想逐步建立起来。

面对疾病

诊断工具和诊断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在发现疾病的道路上越走越快。显微镜、听诊器、X线机、B超机、CT、MRI、内窥镜、DNA技术、基因检测，影像学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使临床医学如虎添翼。人类不仅能够发现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而且可以发现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诸如病毒。2003年和2019年中国暴发的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均属于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的冠状病毒。当人类貌似进入对疾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代，现实仿佛与人类开了个莫大的玩笑。医学进步得越快，遭遇的疾病也越多；医学的手段越先进，疾病也变得越来越狡猾。人类与疾病陷入无休无止的博弈中。

疾病与人类相伴，医学伴随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疾病痛苦的最初愿望而产生。历史上面对疾病的发生，人类经历了无知与无奈。当确认某些疾病存传染性时，人类的本能反应是逃亡。在无数次的无序逃亡中，在与疾病对峙的恐惧中，人类慢慢积累了经验，从绝望中找到了办法。13世纪从麻风病的逃亡中，诞生出隔离制度；14世纪从鼠疫的逃亡中，诞生出海港检疫制度；15世纪从梅毒的流行中，找到了愈创木。即使在没有特效药物的情况下，人类在不同时期都掌握了与疾病抗争的不同办法。

古希腊时期, 按照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理论，当肺周围炎病人疼痛剧烈时可以施以放血来减轻疼痛。催吐是古人常用的治疗方法，18 世纪时酒石酸锑仍然是最受医生欢迎的催吐剂 , 并被看作是治疗肺炎的最有效药物 。退热疗法是有效的对症治疗 , 在阿司匹林被发现以前，煤焦油水和金鸡纳树皮是医生经常使用的退热药。20 世纪抗生素和磺胺药的发明为人类带来希望。1928 年 A . Fleming 发现青霉素，1935 年G. Domagk 发明磺胺药百浪多息，1944 年 S.A. Waksmann发明链霉素 , 1947 年发现氯霉素 , 1948年发现金霉素，此后四环素 、土霉素等抗生素陆续应用于临床，细菌性肺炎在抗生素面前被人类打退。自1963年第一种抗病毒药物碘苷获得批准以来，已有90余种、13类抗病毒药物投入临床。自牛痘疫苗发明以来，各型疫苗（包括肺炎疫苗）的研发，以及临床上各种支持疗法的应用，提高了肺炎的治疗效果，使人类有了更多的方法对抗肺炎。但就在人们以为传染病的危险已经远离人类而去的时候，疾病卷土而来，就像当前流行的的新冠肺炎一样，看似寻常的肺炎携裹不寻常的病原，来到人类面前宣战。

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今天的社会距离远古时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疾病的流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和扩散，波及的人群和受累的区域可以在短时间内剧增和扩大。疾病已不再单纯的医学问题，医学与经济、文化、国家和社会日趋发生紧密的联系。疾病不仅仅是医生和科学家的事情，也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责任，疾病具有国家和全球的重要属性。

今天当新冠肺炎发生时，当认识到疾病具有传染性时，公众的第一反应不该是逃离，而应是留下。坚持留守疫源地，把传染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减少交叉感染。同时，积极寻找病源，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在专业诊治方面，相信医学专家；在社会防控方面，配合国家政府；在具体执行方面，做到自觉和自律。

因此，疾病不仅是对国家的医学水平的考验，也是对国家决策能力的考验；不仅是对法律法规执行力的考验，也是对每个公民的道德考验。

诚如古希腊人所言，“健康是人类的最大美德”，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此文为香港《明报月刊》（2020年3月《从医学的历史谈肺炎》）中文简体版，内容略有修改。原文发表于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公众号-甄橙。